蓝英年：红色麦加朝圣记｜重读《莫斯科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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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麦加朝圣记
重读《莫斯科日记》
© 蓝英年／文
苏联自成立之日起，便只向世界各国宣传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不让外国知道国内发生的有损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形象的事。苏联是一个封闭的国家，至少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都如此。苏维埃政权最担心的是把国内的真实情况泄露到国外去。苏联公民凡是自行在国外出书或发表文章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老百姓没人敢同海外亲属通信。因此其他国家的人，当然也包括中国人，所获得的有关苏联的信息，都是苏联官方有意传递出去的。这就使外国人不可能了解苏联的真实情况，致使鲁迅先生与出《我们不再受骗了》那样的文章。这不能责怪鲁迅先生。鲁迅一贯同情弱者，同情被压迫的民族。他没到过苏联，没有亲自观察苏联社会的机会。况且他还受到同他亲近的左翼作家的影响，相信了他们对苏联的介绍。他们告诉他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左翼作家又多是共产党员，信仰共产主义，坚信苏联是全世界的灯塔，是人类的未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真正看清苏联体制的恐怕只有陈独秀一个人。陈独秀晚年流落到四川江津，他在《我的根本意见》中写道：“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今天读了仍不能不敬佩老先生的睿智慧眼。当然，这也同他当了四届中国共产党的“一把手”并跟共产国际［即联共（布）］打过多年交道有关。
罗曼·罗兰（1866～1944）是法国著名作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憎恨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不公正的现象，渴望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自由社会。他在别的国家里找不到这样的社会，特别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的时期，便把目光投向苏联。罗兰同西方不少左翼作家一样，完全相信苏联的宣传。上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先后在意人利和德国兴起，引起罗兰的警惕，更把全部希望寄托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1932年他在世界反法西斯大会上发言时说道：“苏联存在的事实本身就是向剥削者的旧世界的挑战，对被剥削的各国人民来说，苏联是他们的典范和希望。”另一位法国作家纪德（1869～1951）访苏之前对苏联的态度又何尝不如此。他们把当时经济萧条的资本主义国家同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比，自然倒向苏联一边。罗兰在答复西方学者的公开信中写道：“我自己毫不犹豫地站在苏联一边，它是代表新的劳动世界的惟一堡垒。”1935年，他便怀着朝圣者的虔诚来到红色麦加——苏联首都莫斯科。
罗兰夫妇是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苏联的，在苏联逗留了五个星期（从6月17日至7月21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席阿罗谢夫不劳长途跋涉到华沙迎接。从苏波边境到莫斯科乘坐一节专用车厢。在大剧院看芭蕾舞时，把他们安排在过去沙皇专用的包厢里。苏联政府还打算拨一幢别墅给罗兰夫妇住，但被他们谢绝了。从接待的规格上看，真正的邀请者不像是高尔基，倒像是斯大林。斯大林邀请罗兰访苏，是希望罗兰为苏联说好话。让他们住在高尔基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把罗兰完全封闭起来，使他无法接触普通老百姓；只让他看苏联想让他看的，不让他看苏联不想让他看的。但罗兰以他敏锐的目光，仍然看出苏联人民对斯大林的狂热崇拜。6月30日，他到莫斯科红场参加劳动青年体育节，斯大林把他请到列宁墓主席台上。罗兰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我无法在两个斯大林之间找到共同点——前天在克里姆林宫同我交谈的斯大林和像罗马皇帝那样花了六小时欣赏自己的封神仪式的斯大林。一排又一排巨大的斯大林肖像在人们的头顶上晃动。飞机在空中画出领袖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无数群众在列宁墓前唱起歌颂斯大林的赞歌。”罗兰从苏联返回瑞士后，在1938年10月所写的附记中，说得更明确了：“我最后一次同高尔基谈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当时说的是否指斯大林：一些作家向某些政治家阿谀奉承，千方百计地寻求他们的庇护，看起来让人恶心。高尔基对此表露出鄙夷和愤慨。我认为他所说的大概就是斯大林。打开任何一份苏联报纸，阅读共产国际会议上的任何一篇演说辞（以及在任何政治的或非政治的集会上的讲演稿；在任何文化、医学、休育、艺术会议上的讲演稿），都充满对斯大林的赞美：‘我们伟大的、至高无上的同志，我们英勇的领袖，我们战无不胜的英雄’，这都是歌曲中必不可少的歌词。无论在街头还是在游行队伍中，都有像房子那样大的斯大林画像；人们扛着十几幅斯大林的巨像，排成纵队，从他面前走过。”罗兰看出斯大林有意制造人民对他的崇拜，以此强化人民对他的忠诚，并指出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手段。“如果他真的感到恼火，他的一句话就足以消除这种可笑的崇拜。”罗兰深知个人崇拜是集权体制的产物，镇压则是巩固这种体制的手段，但怀疑靠镇压来维持的体制能存在多久！
斯大林接见罗兰时，罗兰说他对苏联颁布的惩处十二岁以上儿童的法律不理解，斯大林回答道：“我们应该通过这项镇压性的法律，以死刑来威胁十二岁以上的儿童罪犯，尤其是他们的教唆者。”斯大林的话引起罗兰的反感。他们两人后来虽然还见过一面，但已无话可谈了。罗兰对基洛夫遇刺后列宁格勒实行的“行政强制迁出”的做法也极为反感，在日记中写道：“哪怕建造几座集中营，简易住房，让有嫌疑的人先住在那里，等候对他们案件的全面审查。但让他们呆在露天的地方，没有任何生活设施。这样，许许多多的儿童将死于亚洲的风沙之中（也许夸大）。”他那时还不知道因基洛夫遇刺列宁格勒处决了数千人。罗兰收到一對陌生青年的来信，他告诉罗兰，出身不好的青年不能上大学。罗兰的妻子玛莎是俄罗斯人，看了非常气愤。高尔基向玛莎解释，出身不好的人进入大学将会带来危险。如果需要牺牲一部分人，选择多数还是少数呢？玛莎反驳道：“就算是少数！可是如果这样，我们有什么权利谴责希特勒消灭在德国人囗中占少数的犹太人呢？”高尔基只好用“即将颁布赋予人民更多自由的宪法”把争论敷衍过去。玛莎的看法也是罗兰的看法。
玛莎和前夫生的儿子谢尔盖以及她的俄国朋友告诉了她很多事。俄国人的收入非常低，艰难度日。她的朋友请她吃一顿普通的早餐便花了月薪的三分之一。谢尔盖说大学增添了几门政治课，老师都是目光短浅的人，上这些课纯粹是浪费时间。这些事，玛莎不可能不告诉罗兰。罗兰也感到人民对政权的不满，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在路上遇见向我们投来忧郁目光的男子，还有一个老妇人向我们挥了挥拳头。”罗兰在后记中写道：“莫斯科的物质生活（工资、住房和食品）非常糟糕，在列宁格勒以及其他地区的物质生活更让人难以忍受。”但他对苏联现实的了解远不如纪德。纪德比罗兰晚一年访问苏联，同样怀着朝圣的心情。纪德写道：“正是为了不再见到穷人，我才到苏联去的。”但他没有被封闭起来，接触到现实，从而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他见到苏联人在商店门前排长队，有时要排两三小时，但他们并无怨言，显然已经习惯了。商品质量之低劣和匮乏让他感到惊讶。罗兰说：“俄国人没有时间观念，并且喜欢空谈。”纪德说俄国人懒散。纪德提到斯达汉诺夫运动，“人们告诉我，他五小时做了八天的工作。我冒昧地问道，那不是说他先前八天只作了五小时的工作吗？”纪德听说，法国一批矿工到苏联旅行，参观矿山时，为了表示友谊，请求替苏联矿工做一班工。他们并没特别卖劲，便达到斯达汉诺夫的指标。纪德还批评苏联人的住宅：“每座住宅里摆着同样简陋的家具，挂着同样大小的斯大林肖像，此外没有别的东西。没有私人物品，没有个人纪念品。每个住宅都可以互相交换。”纪德说的是实情，至今并没有多大改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苏联影片《命运的嘲弄》曾在中国上映。莫斯科的一位青年喝醉了酒，拿别人的机票飞到列宁格勒，稀里糊涂进入一位女士的家里，因为这位女士住宅的结构同他住宅的结构一模一样，里面的陈设也一模一样。纪德对斯大林的批评比罗兰尖锐得多。他写道，无产阶级专政并非无产者的共同专政，也不是苏维埃的专政，而是独夫的专政。斯大林什么时候都是对的，不可能不对。
罗兰接触过不少苏联高层人士，其中包拈布哈林、亚戈达和拉狄克等人。罗兰对布哈林的印象最好，称赞他思想敏锐，心胸开阔，没有庸俗气味。罗兰说亚戈达容易让人对他产生好感，但听他说到“苏联已取消书信检查制度，连白党的信件也不受检查的时候，你就会想，他是不知道自己领导的部里的事还是把我们当成傻瓜，好像我们不知道寄给我们和我们朋友的信都受到检查，收到时信封已被拆开，上面打着‘信已磨损，粘贴不牢’的图章”。拉狄克只会说套话，令罗兰厌恶。跟罗兰接触最多的当然是高尔基了，但高尔基从未向罗兰敞开过心扉。罗兰看出高尔基内心的痛苦：“老熊被封住了嘴。不幸的老熊，荣誉缠身，备受敬重，但在内心深处对所有的利益都不感兴趣。他宁愿用这些利益换取昔日流浪汉的独立。痛苦、思乡和遗憾沉重地压在他心头上。”负责监视高尔基的是他的秘书克留奇科夫。“克留奇科夫成为高尔基同外界联系的惟一中间人：收发信件和接待来访者都由他负责，只有他能决定高尔基能见谁，不能见谁。”克留奇科夫听命于斯大林，在高尔基和斯大林之间传递信息。高尔基去世后，克留奇科夫被斯大林处决，因为他已经没用了，况且知道的事情太多，留着有害无益。正好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狡兔死，走狗烹”。
罗兰的日记为什么要五十年后才发表呢？因为1937年纪德发表了《从苏联归来》，苏联发动欧洲的左翼作家对纪德群起而攻击之，给他戴上反苏的帽子。甚至可能发生比责骂更可怕的事。罗兰也参加了对纪德的围攻，尽管他心里对苏联的看法同纪德没有多少区别。罗兰大概不想充当苏联攻击的靶子吧。罗兰1938年12月写后记的时候，已经是在斯大林对先前的战友、现今的政敌进行过三次公审之后了，知道了更多的事。同他交谈过的人或者接待过他的人大都被处决了。他对苏联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罗兰决定五十年后发表日记的另一个原因，是希望他的看法得到实践的检验。1991年苏联的解体验证了罗兰的看法，我们不能不佩服罗兰见微知著的观察力。《莫斯科日记》是苏联必然解体的历史见证。
本文选自《回眸莫斯科》，蓝英年／著，文汇出版社，200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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